昨日下午，记者来到位于汉口常码头杨华全住的地方。一间10平米的平房，两个木床，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，再加上一个煤气炉子，就是杨华全在武汉的全部家当。

  杨华全和记者说，这间房子是他租住的，他们一家三口就住在这里。自从他右眼看不见了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找到事情做了，呆在家里一直到现在，而每月110块钱的租金只好全靠妻子。现在妻子在武汉一家餐馆做洗碗工，靠每个月450块钱来供养全家的生活。

  杨华全说，他以前从事空调装修，后来经老乡介绍，到汉口一家公司搞装修。今年5月30日晚上，他在汉口一家写字楼搞装修，负责将房子内墙面和地板上的旧磁砖敲掉。杨华全用铁锤敲打地板砖时，飞溅的碎石打伤其右眼，随后其到医院治疗住院8天。

  因为经费的原因，他提前回到家中。“我没那么多的钱了。”杨华全说，8天就花了8000多块钱，家里的亲戚都借遍了，再也借不到钱治病了。出院时医院检查的结果是：杨华全的右眼视力为0.1。

  后来，杨华全找装修公司老板索赔，老板称公司已承包给别人做，“不关他们的事。”而杨华全再次找承包的包工头时，包工头也是一再推托。

  昨天下午，记者致电杨华全当时的包工头王某，他称自己并没有和杨华全签订合同，杨华全出事与自己无关。而且事后自己也出了2000元钱用于赔偿。

  打官司得花一笔不少的钱，每个月的房租都交不起，杨华全只好变卖家当，将唯一值钱的摩托车卖了2000块钱，用来找律师打官司。

  今年6月初，杨华全就到汉口台北路的一家法律事务所，请了该事务所的一位董姓副主任。杨华全交了2000块钱，把病历和各种发票等证据收集齐，交给了董姓负责人。

  “一等就是6个月。”杨华全说，他多次打电话给董主任，但对方要么称在出庭办案，要么以“马上就好了”再三推托。杨华全称，6个月来，董主任没有给他打过一个电话，并且当自己多次打电话给董主任时，对方都不接听。他无奈地说，“我花钱雇的律师为什么不理我呢？”

  6个月来，杨华全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。他本以为找个律师可以完全放心了，没想到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说法，他深表担心。

  “无论结果怎么样，我都不在乎。”杨华全只希望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，41岁对他来说还可以干一番事情，何况他家里上有父母下有儿女，都得靠他支撑。

  杨华全长叹了一口气说，自己的右眼已经看不见了，找事情做都十分困难。前几天，他都一个建筑施工工地，因眼睛一见太阳光双眼就花，视线模糊不清，当时就被建筑施工工地的老板拒绝了。

  “我真希望结果快点出来，讨回一个说法。”尽管进展缓慢，但杨华全对打赢这场官司满怀信心。

  据了解，杨华全请的代理律师打算以人身损害赔偿为由，来起诉装修公司、房地产开发商等单位的。4个被告中有房地产开发商、中介商、委托的装修公司和打着装修公司旗号的个体老板，其中有两个被告下落不明。但时至今日，案子还没有立案。

  昨日下午，记者和该法律事务所董姓主任取得联系，他称自己近期工作有点忙，该案起诉的4个被告中还有两个被告没能找到，目前还在调查和核实公司的情况。

 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博士黄勇介绍，目前农民工维权难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：一是取证难，因农民工在工作期间，未能按照法律的规定签订劳动合同，导致调查相关证据时会有困难。二是农民工维权要求赔偿的数额比较小，部分法律事务所不一定愿意代理，可能有时候代理案件的成本会比收取的费用高。三是农民工碰到一些强势的单位或部门时，打起官司起来也会遇到困难。

  黄勇教授称，如果法律事务所再三推托，不积极履行义务的话，当事人杨华全可以向省司法厅律师公正管理处反映，这样会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同时，如果该事务所和当事人签订委托合同后，不主动采取一定的措施，等案件的诉讼时效过后，法律事务所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，当事人可以主张其赔偿损失。

  黄勇还建议，杨华全可以到法律援助中心，根据有关政策规定，有相关律师会为农民工义务提供法律服务。